陈壁生：鲁迅是如何被败坏的

　　时下的中国，提到现代的“文化英雄”，鲁迅仍是多数人心目中的首选。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文化现象。鲁迅在“文革”中被尊为半个“神”——有人说是“圣”，当这场运动被彻底否定之后，大大小小的“神”们纷纷从他们虚妄的神坛上跌落下来，有的甚至开始接受唾骂。然而当鲁迅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被还原为“人间鲁迅”，他却赢得了更多由衷的尊敬。这个宁愿自己的文章“速朽”的老头，却总是被一再言说，他的文章至今读来，更是掷地有声，毫不过时。

　　然而，也有不少人从各种角度批评鲁迅，抱怨鲁迅难以接近。

　　一个对生命怀着那么强烈的爱，对尊严与自由表现出那么突出的敏感，对权力于奴役那么警惕，对苦难与悲哀怀着那么温情的悲悯的人，居然被各种彩衣、光环、头衔，乃至恶谥、口水环绕，以至于成为一个走不近的老头，这是为什么？

　　对年轻人而言，他们之所以无法走近鲁迅，缘于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形象。如果我们研究从小学到大学中的教科书里企图向学生们灌输的鲁迅的形象，那么可以看到，教科书对“鲁迅”这一符号的理解，和现在王朔先生在《我看鲁迅》中对鲁迅精神的理解几乎是一模一样：“说到鲁迅精神，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以笔为旗，以笔为投枪或匕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与之相联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简言之，战士的一生。”事实上，教科书向学生们灌输的鲁迅精神，就是王朔描写的这样子的精神。研究鲁迅的学者，应该感谢王朔作为一个作家的妙笔，把教科书里的鲁迅描出来了。从这一形象引申出来，鲁迅的一切文章都得到解释：《一件小事》体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与局限性；《祝福》体现了万恶的封建礼教对劳动人民的残害，地主阶级的鲁四老爷也是凶手；《药》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脱离了群众所以不能成功；《风波》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总之，“鲁迅”这一符号，是代表劳动人民向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的代名词，是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理论武器。对《故乡》中的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前后对比的描写被一再放到试卷里考试，目的就在于让你回答，正是万恶的旧社会，“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把闰土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变成一个枯老、瑟索的可怜的农民。你只有这样回答才有分数，否则便是“错误”的。教科书对鲁迅文本的解释，和歌颂雷锋的歌曲“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是基本一样的。王朔之所以对“鲁迅精神”做出这样令真诚的鲁迅研究者大跌眼镜的解读，就是来自教科书的印象，或者说，来自接受教科书而没有深入读鲁迅原著的人们心目中的鲁迅形象。

　　在目前，败坏鲁迅的，更多是一批以鲁迅捍卫者自居的学者、准官僚。

　　鲁迅以他的全副生命践履了他早年提出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吁。鲁迅的生命，是战斗的生命，而与书斋里的学者毫不相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言说鲁迅解读鲁迅的，大多数就是鲁迅当年所不屑甚至憎恶的学者文人、正人君子。并不是学者文人正人君子就研究不好鲁迅，而是他们往往不是真正的研究鲁迅。他们蛰伏在书斋之中，通过各种各样浅白可笑或玄乎其玄的手法，把鲁迅纳入各种各样的理论框架。他们从来没有把生命燃烧在鲁迅作品之中，把鲁迅当作一种生命存在，而是把鲁迅对象化之后纳入各种框架进行学术肢解，再用一篇篇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八股论文封存起来，拿出来换取头衔、职称。我在阅读鲁迅的时候，常常觉出那种文字有一股深沉的力量，挽动着心的和鸣，使我不禁时时赞叹，击节，恐惧，激动，而在这一切丰富无比的情感体验中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而在阅读很多诠释鲁迅的小册子，则反而感到一种无名的压抑。大量貌似诠释鲁迅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只不过用晦涩、刻板、毫无活力的语言，制造一个阴森森的古堡——古堡的城头就挂着一面写着“鲁迅”的大旗。这些学术论文中的鲁迅，并不见教科书、政治领袖口中的鲁迅那样的 威权，但是同样显得晦涩无比，面目可憎。

　　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研究鲁迅，至多就是把鲁迅变成古堡。而真正在人们心目中败坏了鲁迅的，就是那些把鲁迅隔绝在正常的文艺讨论范围之外的行为。陈漱渝先生主编的《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中收录保存了一批这方面的材料。《青海湖》杂志1985年第八期登出了邢孔荣的文章《论鲁迅的创作生涯》，该文把鲁迅的创作生涯划分为“准备时期”、“创造时期”、“衰退时期”，认为鲁迅早期文学活动“仅仅是尝试与探索的准备阶段，而且它本身失败了”，创造时期，《狂人日记》的致命弱点在于模仿，《阿Q正传》中“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杂文“不过是鲁迅先生创造力衰退的另一例证”。同时，作者也肯定《孔乙己》“充分显示了鲁迅先生艺术创作的成熟”，《故乡》“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最后作者指出，“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世界文学史，无疑都会记载着鲁迅先生的名字，但是与这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将是一位作为人的艺术家，而不是一尊作为神的偶像。”“重新认识鲁迅先生是历史的必然。”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发表于1985年，这时鲁迅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特别是在一些沿袭着文革思维，认为领袖一句顶一万句，领袖的断语就是真理的人的眼里，鲁迅还是不能批评的。于是这篇文章遭到群起的攻击。对一些长期研究鲁迅的学者而言，他们能够看出邢孔荣的文章中的大量缺陷，从而为鲁迅辩护，在观念上进行争辩，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超出言论自由之外的指责，那么就是很有问题的了。林默涵在1986年1月19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战士与苍蝇》，矛头不禁指向作者，而且直指编辑：“登载那篇奇文的刊物编者说：‘此文不代表本刊观点。’那末，可否请你们把‘本刊观点’也亮出来看看呢？”一种刊物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公共平台意味着思想可以公开交流，观点可以平等争论。难道每发一篇文章都要亮出自己的“本刊观点”么？而且“本刊”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不同的声音，就不能发出来么？《青海湖》于1986年第六期以“《青海湖》文学月刊编辑部”的名义登出了一篇《我们的教训——关于发表〈论鲁迅创作生涯〉的自我批评》，把他们发表一篇对鲁迅有所批评的文章的“错误”提升到了这样的高度：“我们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贬损鲁迅的文章，显然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的。”批评鲁迅，就是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这样的“鲁迅”是何等阴森可怖！《论鲁迅的创作生涯》是文艺评论，这是一个纯粹的文艺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是一个评论者独立评论一个名作家的问题，不是人民、民族的所谓“根本利益”问题。批评一下鲁迅，就损害了人民、民族的根本利益，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利益，这难道不是最荒诞无稽，最充分的体现了某些人的想象力的事情！鲁迅终其一生，都仅仅能够代表他自己，而且他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求索，更包含了使人成为他自己，树立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意义。日本侵华的时候，鲁迅提出来的第一步却是“争取言论自由”，而在当代以捍卫鲁迅自居的文人政客手里，最珍视独立人格的鲁迅却变成一系列“根本利益”的代表，最憎恶言论压制的鲁迅却成了压制他人声音的工具。这是何等的讽刺！

　　文艺问题的讨论，必须在公共平台上展开平等的对话，而不付诸于权力和权力机关，更高的要求，是作者以独立人的身份发言。在一本刊物上登出某种观点，任何人可以对这种观点极尽赞美或嘲讽之能事，因为这是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但是，如果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刊物——公共平台本身，那就是对游戏规则的破坏。《收获》2000年第二期登出了王朔、冯骥才、林语堂三篇批评鲁迅的文字。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其中只有不少健康的讨论，但是仍然有人以捍卫鲁迅的名义把矛头指向《收获》杂志。绍兴市作协主席朱振国先生著文《贬损鲁迅，意欲何为——致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封公开信》，以“读者”的身份“迷惘”地发问：“这次《收获》讨伐鲁迅，到底出于这样的考虑？作为我们协会主席和刊物主编的巴金知不知道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倒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这样的责问实在令人莫名惊诧！难道《收获》主编巴金“崇敬鲁迅”，《收获》就不能登出批评鲁迅的文章？伏尔泰有句名言，“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王朔们的文章写得好，而且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不知道这些想法有什么罪过，以至于不能在《收获》上发出来？难道“我们协会主席”、《收获》的主编是“崇敬鲁迅”的巴金，鲁迅就必须被供奉起来，顶礼膜拜，不能批评？——而且批评的不一定就是作为生命体的鲁迅，往往只是作为符号的鲁迅。朱先生的文章更恶劣的风格是下面对葛红兵的批评。葛红兵写出一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这篇文章充分表现了这个所谓“新生代思想家”对鲁迅的隔膜，葛红兵的文章的一切观点，作为学术问题都是可以商榷、讨论也必须商榷、讨论的。然而，针对葛红兵在课堂上把巴金《家》中的一段话朗读给学生听，学生大笑不止，朱先生的批评却是：“这位三十二岁的教师就这么狂妄地站在他占着的讲台上，这么刻薄地嘲讽着现代白话文学的拓荒者、先驱者，这是一位一边鞭笞前辈又一边啃着前辈骨肉的寄生者（他是现当代文学博士）。如果我们纵容这种无知和狂妄，纵容这种对前辈流氓式的戕害，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我一样同意葛红兵的做法是一种无知和狂妄，是对前辈流氓式的戕害。但是，朱先生向作协申诉，“我们纵容”这种行为就是“严重失职”，那到底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失职”，才能“尽职”！葛红兵站在“他占着的讲台上”的资格，不是靠写《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得来，不是靠骂鲁迅得来，更不是“我们协会”给的，那么，这里的“我们”到底指什么人？为了不“失职”，是不是应该把他赶下“他占着的讲台”？——这已经是言论之外的“实际解决”了。鲁迅在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引用徐懋庸给他的信中所言：“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鲁迅直接指出其中的“实际解决”四字严厉质问：“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言论、观点上的不同，如果付诸“实际解决”，那就是对最起码的言论自由的破坏！动辄付诸言论之外的力量以期实际解决，是极其卑劣的。朱先生作为“我们”的一员，也没有真正做到不“失职”——《收获》也不至于公开写检讨，这也算是时代的进步罢。但是，评论家批评一下鲁迅立刻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杂志登载几篇批评鲁迅的文章立刻遭到攻击，在这个时代难道还要把鲁迅当作不能批评的圣物！

　　张闳有一篇文章叫《走不近的鲁迅》，文中说：“这些‘鲁学家’们埋伏在光芒四射的鲁学圈子四周，虎视眈眈，监视着任何企图接近鲁迅的人。人们如果不是心存顶礼膜拜之意的话，就大有可能属于妖精之类，自然也就无一例外地被阻挡在那些神秘的光圈之外了。”鲁迅为什么走不近？要不是自己不愿意走近，就是没能力走近。“走不近的鲁迅”仍然是一个没有深入阅读鲁迅原著，过多的阅读诠释鲁迅的小册子的人眼中的鲁迅。尽管张闳的话令人感到刺眼，但是，从八十年代《青海湖》发表一篇批评鲁迅的文章就要整个编辑部公开写检讨，《杂文报》发表一篇青年学生李不识的一篇非议鲁迅的文章便受到各种大人物的批判，到王朔、葛红兵批评、攻击鲁迅便有人建议实际解决，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张闳道出了一个客观事实。败坏了鲁迅的人，不是骂鲁迅的人，而更多的是以鲁迅的捍卫者——有的甚至以捍卫鲁迅为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自居并且时时准备攻击别人，甚至动辄就把矛头指向刊物，要求实际解决的人。他们眼中的“鲁迅”，与其说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存在，不如说是一个钦定的符号，一种御批的立场。在鲁迅逝世之后，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各种政治势力都企图依靠鲁迅，利用鲁迅达到目的，无论是批判孔子，还是批判冯雪峰、还是批判周扬，鲁迅都被当作理论大棒。在毛泽东的眼里，鲁迅成了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文革中的许广平笔下，鲁迅成了毛主席的一名战士、旗手，在红卫兵眼里，“打倒落水狗”可以现炒现卖为“打倒牛鬼蛇神”。总之，在数十年的历程中，鲁迅被蒙上了太多太多的光环、灰尘乃至口水，鲁迅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可以做大棒、旗手的符号。如果不把作为生命体的真正的鲁迅和作为符号的“鲁迅”区分、甄别开来，任何谈论鲁迅，不论是攻击鲁迅的，还是捍卫鲁迅的，都不得要领。王朔眼中的“鲁迅精神”，就完全是教科书里的鲁迅形象——而这种形象是从文革的语言体系中发展而来，所以王朔的批评“鲁迅精神”，与真正的鲁迅丝毫无关。而对那些认为批判鲁迅就“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