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回到鲁迅作品中去——读林贤治评注《鲁迅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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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听钱理群先生的一个解读《野草》的讲座，面对台下近千名学生，钱先生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如果在场的同学中有五个听了我的讲座之后，对《野草》感兴趣并且去阅读原文，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而阅读鲁迅的时候，就要“过河拆桥”不要带着讲座中接受的观念先入为主去看鲁迅，而要自己去形成自己独立的鲁迅观。林贤治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接受《新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明：“如果读者读了我的书之后，能对鲁迅产生敬爱之心，于是想去读《鲁迅全集》，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大凡真正从鲁迅那里走出来的思想者，都能够真切地体味鲁迅的魅力，相信每一个有生命感的读者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感受到鲁迅的力量，因此他们都仅仅把自己定位为沟通鲁迅与读者的桥梁。同时，每一个了解鲁迅身后数十年的历史遭遇的人，也都见识过政治性的再阐释对鲁迅的深刻伤害，并且认为再阐释只是为了宣扬鲁迅，而最根本的目的，则是——回到鲁迅作品中去。
世间的好书，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进入人的思想，为人的思想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为人的行为提供知识支撑。另一种，则是进入人的灵魂，让人从灵魂上发生转变，获得去思想，去行动的根本力量。鲁迅的书正是后者。
在鲁迅思想的阐释这一领域中，林贤治先生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鲁迅对林贤治的意义，是生命层面、灵魂层面上的意义。林贤治先生在艰难的环境中开始了认识鲁迅并且通过鲁迅的文字，把鲁迅精神植入自己的灵魂世界，正如他在回顾他写《人间鲁迅》一书的时候所说的：“我当时写这本书，是为着拯救自己。鲁迅对我而言，是重新找到的一个人，我是到他那里去寻找一个精神支柱的。”正是这种跨时空的潜对话，让林贤治深切地理解了鲁迅。也正是有了这种灵魂相遇，让他的阐释鲁迅的文字，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冰一样的理性，让我们从这些文字中触摸到鲁迅的灵魂。林贤治直接展示鲁迅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文字，除了《人间鲁迅》与《鲁迅的最后十年》两部传记，还有《守夜者札记》、《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其运命》等文章。阐释的文章，固然能够为人们走近鲁迅提供一种思想工具，而根本的，还是在于让人们直接参与到鲁迅的历史生命中，由是有了这五卷本的林贤治选、评、注《鲁迅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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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鲁迅的文字，最普及的当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注解者为鲁迅研究者，并且有足够的物质支撑，还有通畅的出版渠道。但我总是认为，官方模样的注释，正如官方修史一样，学者之流，难免受制于政治的桎梏，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因此注释鲁迅，便不免可疑。当我看八十年代注释的《鲁迅全集》，这种可疑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事实上，不管是鲁迅作品研究，还是鲁迅思想阐释，只有回到民间，回到个体，鲁迅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当前鲁迅的选本可谓多矣，而一个选本是否有存在价值，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编选者对作品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能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贯穿于编选的作品之中，让这些入选作品展现新的价值。林贤治评注本《鲁迅选集》在体例上，一改前人的分类方法，用五卷把这套书分为五个部分：小说卷，杂感卷，评论卷，散文、散文诗、诗卷，序跋、书信卷。入选的文章着力之处，则集中在凸现鲁迅的灵魂。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林先生编的鲁迅选集《绝望的反抗》相比，《绝望的反抗》主要是鲁迅那些灵魂的痛苦、挣扎的文字，这些文字展现了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一个时代的徘徊者充满绝望而又坚韧地反抗的心灵世界。而《鲁迅选集》则基本囊括了鲁迅所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文字。两个选本一致的地方，也就是林先生一向关注的，即通过鲁迅的文字袒露他的灵魂，用鲁迅的眼光直接切入当下的现实生活与思想状况。
每一个阅读鲁迅的读者，无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问题：鲁迅对于当下的意义何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鲁迅据说是无正面主张的。鲁迅之异于胡适的地方，也是一再被诟病的地方，是所谓的“无建设”。早在鲁迅在世的时候，梁实秋就批评他没有自己的“正面主张”，直到九十年代，余英时还在批评鲁迅“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胡适是有“建设”的，政治上的不说，在学术上，胡适的半部哲学史，半部文学史，便建立起了现代的哲学史、文学史的学科体系。而鲁迅最大的“立”，不是理论上的，而是人格意义上的，不仅是思想意义的，而且更是精神意义的。鲁迅在他五十多年的生命中，通过他的不断失败与无休止的战斗，通过他的无尽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反抗，树立起了一种奇崛的人格。我认为这种人格正是当前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甚至在鲁迅这里，产生出了一种知识分子人格的“原型”，一种楷模，一个高度。我们唯有直接阅读鲁迅的文字，才能看到这种高度，从自己的生命感受中去把握这种高度。正如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所说的：“一部《鲁迅全集》，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周围的世界，从来未曾因它的蔓延而发生燎原大火；它是属于灵魂的，光和热直接转化为个体的实践性而非群体的事件性。时间的迁流可以改变和抹杀世间的许多事物，但是，在人性深部点燃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只是燃烧，燃烧，一次又一次地从覆盖中升腾起来，在黑暗与深寒中显示出初始的意义。”林贤治编选的五卷鲁迅选集，正在于凸现鲁迅的生命境遇及其精神世界，其评注，正在于凸现鲁迅的初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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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本《鲁迅选集》，重在“评”与“注”。评注鲁迅，事实上是对鲁迅进行思想解读。这种思想解读在鲁迅这里之所以特别重要，主要原因是鲁迅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各种权力者、文人进行阐释，以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且这种权力对鲁迅思想的歪曲，通过各种宣传途径，极大地影响了数代人，甚至包括当前的青年的鲁迅观。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写道：“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这句话不幸一语成谶。一面“民族魂”的旗帜覆盖在这位思想家的躯体上，充分肯定了他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力量，而这种道德力量对政治而言则意味着一种利用价值。鲁迅去世之后，鲁迅思想就变成了当代“经学”，各种政治势力，各种社会力量，都可以抓住鲁迅的只言片语，竖起鲁迅的大旗。特别是在“文革”中，郭沫若等文人把鲁迅打扮成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红卫兵高喊着“费尔泼赖应当缓行”去打倒“牛鬼蛇神”，姚文元等人的对鲁迅的再阐释，把鲁迅肢解为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考察鲁迅研究的历史，几乎就可以理解中国当代的政治史。当鲁迅的阐释权掌握在权力者、“集体”、“政治”的手中的时候，鲁迅就变成一个抽象的符号，一种正确立场的代表，于是鲁迅被异化为政治的傀儡。而只有当独立的个体自由地去进入鲁迅的心灵世界，体味鲁迅的孤独、彷徨、绝望，鲁迅才能够在新一代的人们心中复活。
林贤治的鲁迅评注，可谓完全的民间评注鲁迅，个体评注鲁迅，通过一个去政治，去文化，去权力的过程，直接展示鲁迅的精神。在这套《鲁迅选集》中，每篇文章都有林贤治的“评”与“注”。 “注”是每篇文章在末尾的注释，目的在于为读者阅读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
我最看重的，是每篇文章旁白上面的点评。这些评论长短不一，有的是一两句，有的是一长段，从内容上看，有的是启示性的，一点破题，点到为止；有的是拓展性的，点破读者的思维局限，提供更丰富的理解空间。
启示性的评论，主要目的在于破题。例如，在鲁迅那一引起无数争议的“不读中国书”的文章中，林贤治对“不读中国书”的论调有他自己的看法：“对‘中国书’的评价，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精英的评价。”这样，就把鲁迅对当时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引入这篇两百字前后的文章中来了。而鲁迅之主张不读中国书的理由，林贤治评论道：“鲁迅始终把‘行’——改变个人及社会命运的实践活动放在首位。”现在的学者常常对鲁迅否定中国古书表示不解，但是联系鲁迅面对他的时代的具体情况，当鲁迅在必须全力引进西方文化的环境之中，面对青年，建议他们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的书，便不是不能理解的了。
在鲁迅的小说名篇《孔乙己》中，孔乙己教“我”“回”字的四种写法这一情节，历来人们的普遍认识，都是把它视为对孔乙己迂腐的讽刺，但是林贤治有他独特的解读：“孔乙己以未泯的善良天性表达爱，但是，在无爱的世界里，这种来自一个落魄者的爱的表达不但不会被接受，反而成为可讥嘲的对象。”这一点破具有根本的启发性。鲁迅到底是怎样表达爱的？鲁迅对他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们，到底是怎样的情感？向来的理解，是鲁迅把他们视为“改造国民性”思想中该改造的对象，是旧世界愚昧、迷信、落后的体现，是所谓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最多就是强调鲁迅对他们的同情。然而，这种理解，实质上是一个“无爱的世界”，对一个有着深沉的爱的伟大作家的作品进行片面、极端的解读。一个普遍认为鲁迅在讽刺孔乙己，控诉科举制度的世界，就是一个无爱的世界，惟其无爱，才会不但看不到作家笔下的人物的对这个世界的爱，而且看不到作家对他笔下的人物的爱。摩罗先生在《非人的宿命》中记述了他认识鲁迅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转变：“原来鲁迅是这样多情的人，他对人类怀有这样深广的爱心。我以前把他看作一个咬牙切齿的怒目金刚，显然是歪曲。有了这个领悟，鲁迅笔下的一切形象，和鲁迅自己的内心世界，立时在我眼前呈现出全新的内涵，或者说是深一层内涵。”从爱的角度，鲁迅的形象得到全新的改变，鲁迅笔下的形象，也得到全新的解读。
拓展性的评论，在于拉开思想的维度，为理解鲁迅提供更加丰富的思想空间。例如在解读《过客》一文的时候，林贤治说：“老翁，代表过去，保守的一代；女孩，代表未来，新生的一代，但也可以代表人生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过客则作为‘中间物’，一个独异个体，通过戏剧性对话（关系的展开），揭示存在的荒谬，并以当下的行动显示生命的意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种解读方式，一方面是把鲁迅作品中的“过客”形象与“中间物”意象贯通起来了，这种贯通令人豁然开朗，对“过客”的形象把握也更加丰富。另一方面是通过“存在的荒谬”的提示，把鲁迅“过客”的思想与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牵连起来。类似这样的点评，俯拾皆是。这种发散性、拓展性的解读，为读者理解鲁迅作品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拉开了读者的思想维度，更是丰富了一般理解中的鲁迅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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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中国，中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深层次交汇的历史时期，我们产生了一个鲁迅，一个独异的生命体。他的存在，影响着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思想与社会。从鲁迅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既独立于权力者，又独立于大众，既不同于传统主义，又迥异于西方的人格。这样的人格高度，在今天我们尚未达到，正如林贤治所说的，“我们至今仍然无法获得一种高度去平视他，只要接近他，而且惟有接近他，我们才得以发现自己灵魂的卑琐。”对于我们，鲁迅的意义远不是历史性的，而是当下性的。而鲁迅这个符号上面，覆盖了太多的政治垃圾与思想杂质，只有回到鲁迅的生命，回到鲁迅的灵魂，回到鲁迅的作品本身，我们才能够发现真正的鲁迅，真正的鲁迅才能够进入我们的思想与灵魂的世界。
鲁迅作品之必须注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鲁迅生命的复杂性。他的博大，他的爱与恨的交织，他在言论不自由的政治环境中不得不使用的曲笔，思想的丰富性与表达的曲折，既使他的文字承载丰富的内涵，又使他的文字充满了太多的解释陷阱。而鲁学成为当代“经学”之后，这些解释陷阱又被充分地发挥，以致模糊了鲁迅的真面目。因此，要了解鲁迅，必须回到鲁迅的作品中去，回到民间的鲁迅，回到个体的鲁迅。
八十年代初学者们呼吁，重新回到鲁迅那里去，主要的用意，在于剔除覆盖在“鲁迅”这一符号之上的政治杂质，让鲁迅回到个体，回到民间，从政治权威给鲁迅戴的高帽中，把鲁迅解放出来。而今天，我们不得不再次呼吁回到鲁迅作品中去，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鲁迅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思想的经典，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遭遇到新的问题，面临着新的考验的时候，经典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坐标，一种高度，一种借鉴。而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我们身处的时代，正是鲁迅当初面临的，方生方死的大时代，既可能得而生，也可能得而死。由此，鲁迅在他的时代的生命境遇，已经面对这种生命境遇的反应，得以深切地切入我们这个时代。在寻找这个时代的精神资源与思想资源的时候，鲁迅正是最好的资源之一。二十世纪我们幸而有鲁迅，让我们能够在二十一世纪里，在面临相似的生存境遇中，找到我们的坐标，我们的高度，我们的借鉴，让我们从他们的经验与教训中出发，去构建未来的新思想，创造未来的新时代。
林贤治评注《鲁迅选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