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政治化的鲁迅
大凡伟大的人物，他的身上总囊括了丰厚的历史与时代气象，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同时也隐含了未来思想发展的可能性。鲁迅正是这样的历史人物之一。鲁迅所处的时代，是绵延二千年的传统文化思想、政治体制遭遇空前危机的时代。大混乱、大激荡而产生的种种新思潮、新事物不断的刺激着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强烈的历史良知与高度的敏感使鲁迅深刻的体察那一个时代，成就其无比丰富的思想。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认识之深刻是空前的，他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痛苦、焦虑、虚无、激烈，集中的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特征。而且，鲁迅的丰富性更表现在他的未来意义上，他的思想震撼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无论你处在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你真正在思考着，真正关心着社会人生，接触那火一般的文字，你便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那雄浑的脉搏，正在挽动你的心和的和鸣。
然而，鲁迅同时又是最容易被简化的。鲁迅在思想与分析的时候经常是基于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客观对立。“上等人”与“下等人”，“主子”与“奴才”等可以成对出现的概念在鲁迅的语系中频频可见。这样的两分法为鲁迅被政治所利用埋下伏笔。在鲁迅去世以后六十多年的鲁迅研究中，从毛泽东一锤定音的评价到许广平、周建人等亲属的在文革中对鲁迅思想的无奈遮蔽，郭沫若、姚文元之流对鲁迅的有意扭曲，到红卫兵把鲁迅的话作为打击“走资派”的工具，甚至进而至于今天鲁迅的文章继续在各种教科书中充当意识形态专制的工具，鲁迅在各个时期成为各种人的道具。
早在1926年，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写道：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①
这一段话不幸正成为鲁迅身后的写照。
政治化的鲁迅同时就是傀儡化的鲁迅。
1、“毛泽东的”鲁迅
对鲁迅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政策成为中国数十年文艺创作、研究的指导思想。他对鲁迅的评价更被反复引用至今。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一指导思想的实质，正如王元化先生所指出的：“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②林贤治先生则说：“一部《讲话》，把文学从发生到接受的全部过程纳入一个政治军事阐释系统。”③《讲话》的立场至上主义应用于鲁迅研究，以特定的利益立场解释鲁迅变得名正言顺。 毛泽东以自己的特定立场去解释鲁迅，《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三个“家”七个“最”的定案，至今仍完整地被主流思想视为鲁迅评论的权威论断：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接着，毛泽东说：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毛泽东对鲁迅的解释的关键词在于“向着敌人冲锋陷阵”，而这里的“敌人”，就是当时毛泽东的敌人，即阶级化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鲁迅的“立场”，被塑造得与毛泽东惊人的一致。而鲁迅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面——对愚昧、麻木而且怯懦的民众的“国民劣根性性”的批判被忽略了。鲁迅也一下子被狭隘化了。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乃是在日本仙台学医时，从幻灯片中看到中国人看着中国人被异族残杀而无动于衷，满脸冷漠、麻木，这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想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是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鲁迅走上从文之路。鲁迅从文之始，“改造国民性”就成为他明确的文艺目标，这与他后来所说的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民众的思想是一致的。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立人”，从早期文章《摩罗诗力说》中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求索，到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呐喊，乃至后来对“奴隶总管”、“革命工头”的怒斥，“立人”的红线，贯穿于鲁迅一生的启蒙工作之中。作为思想先驱，鲁迅一方面被融于社会与历史的洪流之中，另一方面又与社会历史整体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把“自我”从“人民”中抽离出来以利于冷静、清醒而客观的批判。鲁迅深谙中国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而从来不曾争取到“人”的时代。事实上，“主性”与“奴性”在一个人身上是同时存在的，是“国民劣根性”并存的两面，主子不过是阔了的奴才，奴才不过是衰败的主子。他的“立人”就在于颠覆“吃人的礼教”，打破中国自古历今未曾改变的人格缺陷：主性与奴性。只有摒除主性与奴性，树立“人”的观念，中国才能真正跳出不得做奴隶的时代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鲁迅的敌人，乃是所谓“黑暗”，这“黑暗”既来自“上流人”、统治者、“主子”的残忍、凶恶，同时也包含人民大众，“奴隶”、“奴才”的麻木、愚昧与怯懦。阿Q一有机会，是可以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但阿Q依然是构成黑暗的力量之一。鲁迅批判的锋芒不但指向主子，更指向愚民。只有唤起“人”的主体意识，才能挣脱奴隶时代，创造“人”的时代。
不久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指出：“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通过上面与这一段阐述发挥，毛泽东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鲁迅的新形象：向“无产阶级”的一切敌人“冲锋陷阵”，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甘当“牛”。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思想应用于鲁迅研究的结果。通过这样的两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形象变得棱角分明呼之欲出，但事实上，却把鲁迅简单化、机械化、片面化了。鲁迅复杂、丰富、完整的人格思想形象被“阶级论”活生生地拆剩几根阶级对立所造出来的训条。后来雷锋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的阶级仇恨思想与鲁迅在这里被塑造的形象如出一辙。毛泽东对鲁迅的解释，事实上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以之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人们都知道，作为思想先驱的鲁迅的一生，是反专制、反独裁的一生。他对社会的批判使他前不见容于反动军阀，后不见容于国民政府。因此，鲁迅作为反对国民政府的文化大旗，凝聚反国民政府的思想力量，是再适合不过的。可以说，毛泽东在当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那样的解释也无可厚非。而且，如果以一个鲁迅评价者、研究者的身份，毛泽东完全有权利说出他自己所理解的鲁迅。但是，一旦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特别是在后来的造神运动中成为“神”，他的看法便成为最正确、最权威、最神圣的唯一的看法，于是，每一个人谈鲁迅，都是谈“毛泽东的”鲁迅，鲁迅便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
2、造神的鲁迅
毛泽东以政治语言、立场阐释了鲁迅思想，而在后来的“文革”中，经过许广平、周建人等鲁迅的亲人在政治大环境中被迫对鲁迅的进一步歪曲，经过郭沫若等政治文人的天马行空的任意发挥，鲁迅成为“红卫兵”打击“牛鬼蛇神”的工具，鲁迅思想的被扭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轰轰烈烈的二十世纪造神运动中，“鲁迅”再度被唤醒，成为造神运动的先锋。1966年第14期《红旗》发表了鲁迅的遗孀许广平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里面写道：
“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而鲁迅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文化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一名伟大的旗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指引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文字，真是有说不出的感慨。1966年造神运动方兴未艾，“红太阳”以前所未有之势，占领了整个中国的几乎一切头脑。毛泽东崇尚的是“导师”的称号地位，如何容的下其他思想的权威？鲁迅被抬得越高，就有可能摔得越重。许广平不遗余力地把鲁迅推到造神运动的前线，把鲁迅塑造成为毛泽东思想阳光下的战士，既是为了保全鲁迅，也是为了自保。1949年以后，批判胡适、胡风，反右等几次对知识分子的大围猎，特别是对与鲁迅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胡风“集团”的大批判，使知识分子们无法把握政治形势，总处于恐惧与担忧之中。文革中许广平一家的生活状况，我们从鲁迅的儿子的回忆录中的一个片断可以看出来。周海婴回忆道：“我们临街的大墙原来光秃秃的一色青砖，没有大标语，我们怕革命警惕心特高的红卫兵产生怀疑，冲进来责问，就赶紧去买红色的油漆，刷了‘毛主席万岁’大标语，心里才踏实下来。”⑤许广平处于恐惧之中，出于保护鲁迅的目的才不惜歪曲鲁迅。这种以歪曲为代价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文革时期鲁迅全集得以与毛泽东文集一起公开发行。以许广平与鲁迅的特殊关系，她的对鲁迅的阐释便显得言之凿凿，最为真实，于是一大班被豢养着的文人，得以沿着许广平的解释肆无忌惮地渲染、发挥，以丑化鲁迅、矮化鲁迅为献媚的工具。在这方面，作为当时文艺领袖的郭沫若所作的肉麻、恶心、无耻的表演，是过了做人的底线的。郭沫若曾在文章中说：
“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
“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世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是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
“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他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说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的高峰。”
郭沫若的才子加流氓气在这样的文字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这样的明目张胆的歪曲与他特意写给一个人看的《李白与杜甫》的写作动机是一样的，就是把文艺学术极端立场化，以为阿谀进阶的工具，而不惜诽谤他人歪曲历史。如果说许广平是被迫按照政治的要求解释鲁迅，那么郭沫若则是蓄意歪曲鲁迅。
3、“韧战”的鲁迅
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面，被塑造成造神旗手，而“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则成为打击“阶级敌人”的精神武器，特别是鲁迅的战斗精神，一经“立场”化，便偷梁换柱偷天换日，被用以打击“臭老九”，“牛鬼蛇神”。与许广平的文章同时登出的还有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黄平稳的文章《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 “我们要学习鲁迅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坚持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展开大揭露、大批判，
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续进行义正辞严的口诛笔伐。我们要破字当头，敢字领先。敢想、敢说、敢做、敢革命、敢造反，狠打‘落水狗’，奋勇追穷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们要学习鲁迅‘韧’的战斗精神，善于斗争，善于革命。……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全面地、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要学习鲁迅憎爱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横眉怒对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促进派。要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由此可以看出，红卫兵理解的鲁迅，便是毛泽东的阐释，经许广平、郭沫若等的发挥所造成的鲁迅形象。鲁迅一面成为造神运动的机器，一面成为文化革命的武器。鲁迅的弟弟周建人直到文革末期1976年撰文《学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中还写道：“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我们要学习鲁迅，发扬无产阶级‘韧’战的革命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⑥鲁迅对“敌人”的韧战的战术被生吞活剥运用于证明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事实上，鲁迅的偏执乃是坚决保持自我，捍卫自己的生命尊严和信念自由，鲁迅一生的“韧”战，实质上是清醒与绝望之后，“和黑暗捣乱”。而且，鲁迅“韧”战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历史良知——这是鲁迅战斗的心理基础。政治化的鲁迅的偏执、不宽容一面被无限夸大，人道主义精神的基础则被抛弃，于是战士在“无物之阵”的“投枪”，指向的不是权力者、庸众、“正人君子”，而是“臭老九”、“牛鬼蛇神”！不“费厄泼赖”，坚持打“落水狗”的那种对恶的不妥协态度，被利用为宣传仇恨哲学，煽动阶级仇恨的工具。 对思想的利用，无一例外地通过简化与片面化来实现，简化与片面化即根据阐释者自己的需要，一味地截取思想体系中最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而后加以夸大、神化，使这一部分似乎变成思想家思想的全部。毛泽东强调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旗手”，又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开始了鲁迅的机械化阶级两分化的过程，经过许广平、郭沫若的解释，鲁迅成为毛泽东的一名革命小将。红卫兵所认识的鲁迅是一个机械化的极端简单的鲁迅，一方面是许广平、郭沫若所讲的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一方面是毛泽东、周建人等大加发挥的仇恨哲学。因此出现了谢泳先生所说的情况，“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每天都发生”。⑦
4、为什么专制选中的是鲁迅
思想的政治化总意味着思想的异化、工具化。以政治语言面貌出现的思想便不再是思想家的思想，而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工具。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总被专制利用？其原因主要不在被动的思想家身上，而在主动的、手握政治霸权与话语霸权的政治身上。
第一、鲁迅是有“立场”的，而歪曲鲁迅正是利用了鲁迅的“立场”。立场化的文艺学术研究往往意味着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规范研究对象，阐述、解释研究对象。鲁迅本身是有他自己做人处事的立场的。鲁迅尖酸、刻薄的社会批判，基于他自小形成的对中国的土地、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博大的爱，只有那样博大而深沉的爱，才会有他对“国民性”那样深刻而准确的体察，才会催使本来可以安逸地走进书斋雅舍、玩弄风花雪月的文字的他一生不知疲惫的为中国的进步工作。基于这样的爱，他强烈的反抗一切形式的独裁专制，并且永远同情新生的，代表着或许有的新希望的弱势群体。正是基于此，他天然的同情而且亲近那时作为一种于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相对抗，而且宣称代表着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虽然如此，他仍然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一丁点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对苏联的好感，也一样是基于人道主义而对社会新兴革命力量的支持。他与国民政府的对抗是人所共知的，国民政府曾想派沈醉暗杀他，⑧甚至连蒋介石想会见他他也置之不理。反抗军阀政府、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正是鲁迅一开始就被利用的关键所在。而且，鲁迅是全国知名的思想权威、文艺先驱，利用好鲁迅，无疑可以争取、团结国统区一大批文艺青年。鲁迅是“拆台”的，毛泽东一生也崇尚斗争，利用鲁迅可以拆国民党的“台”，拆“反动学术权威”的“台”。而与鲁迅同一时期的胡适是“补台”的，胡适反对主义的传播而主张一个一个的解决具体问题，他和军阀政府、国民政府的主要关系是合作，他曾明确地表示要做政府的“诤友”，后来甚至一度差点被蒋介石推上总统的宝座。胡适自诩超然公允的立场，在后来政府的“非友即敌”的思维中自然被视为反动势力的帮凶。胡适的补台补的是国民政府的“台”，所以对后来的政府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可言。
第二，鲁迅已经死去。早在鲁迅在世的1930年，李立三有一次秘密会见他，直截了当的提出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这一粗暴的要求被鲁迅拒绝了。⑨活着的人可以争辩、拒绝，而死人是不会争辩的。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的话到后来居然都成为谶语！在毛泽东给予鲁迅三个“家”七个“最”的宝座之后、郭沫若说“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他会多么高兴啊！”之前的1957年，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正在悄悄展开。毛泽东在上海被罗稷南先生问及“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时，他“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以当时毛主席扫荡六合的气概，自然可以这样直舒胸臆，而这样的回答却让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⑩毛泽东的回答正印证了鲁迅的原话：“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尽管鲁迅在中学教科书中仍然令人望而生畏，但人们越来越从那如火的文字中得到强烈的共鸣，鲁迅的意义、真实的鲁迅也一步步被发掘出来。 被政治扭曲的鲁迅已经逐渐被人们忘却，重温鲁迅被简化、歪曲的历史的意义在于认识一个思想家是如何在政治大环境中被话语霸权大肆解说以为统治的工具的。在历史上这样的利用举不胜举，基督是宣言博爱与拯救的，日内瓦的加尔文却利用圣经与人间暴力把持异见的信徒塞尔维特活活烧死在广场上；斯大林也可以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在国内实行红色恐怖。任何思想一经政治权力立场化，就立即变成打击异己的大棒。即使再人道的思想，也会变得面目可憎。只有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我们的基本信念，我们在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才不至于与真理完全背道而驰。也只有以这样的态度研究鲁迅，才能把政治化的鲁迅还原为“人间鲁迅”，使鲁迅成为中华民族在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中聊可慰籍历史的精神财富与思想财富。
初稿完成于2001、10、8深夜
修改于2001、11、11
② 见王元化《“五四”再认识》，出自李辉、应红：《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
③ 见林贤治《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出自《娜拉：出走或归来》
④ 见鲁迅《〈呐喊〉自序》，出自《呐喊》
⑤ 见周海婴《必需说明的真相》，出自《鲁迅和我70年》，海南出版公司出版。
⑥ 见《鲁迅研究资料》（1）1976年
⑦ 见谢泳《鲁迅研究之谜》，出自《教育在清华》
⑧ 见周海婴《记忆中的父亲》，出自《鲁迅与我70年》。
⑨ 见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出自《我心中的鲁迅》。
⑩ 见周海婴《再说几句》，出自《鲁迅与我70年》。